溥仪上世纪20年代在天津张园和弟弟妹妹

    我们上面提到末代皇帝溥仪在远东军事法庭受审，坦白了自己的罪行也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在留下的录影资料中，人们感到溥仪的话很接近普通话，比北京城里的京片子要纯正。这是为什么？那还要从溥仪的老祖宗说起。

    努尔哈赤的王子们，从小就由明朝派的老师教授四书五经，他们从骨子里就接受了汉文化。清朝从康熙就开始用孔子思想做统治思想，清朝也是所有封建朝代武装孔子思想相当完美的朝代。人们熟知的乾隆皇帝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的汉文化造诣炉火纯青，一生诗作无数，而且堪称满汉标准音双通的楷模，甚至能同时用头韵押满语，尾韵押汉语来吟出《盛京赋.颂词》来（参见金焘方《满文诗〈盛京赋.颂词〉的艺术特色》，《满族研究》1985年创刊号）。不仅乾隆，清朝历代帝王，几乎都是汉文字的书法家。

    但是，如果说满族完全被汉族同化，也言过其实。就拿语言来说，就是在彼此影响、互相渗透。在满族学习汉语的同时，他们没有简单地放弃了满语、满文，而是以汉语为主，互相同化。我们见过皇帝的一些重要碑铭、文赎，很多都是用汉、满两种文字镌刻、书写的。而一种语言现象也产生了：除了有一些满语正式地进入北京话之外，更重要的是词汇、腔调、语音的融合，共同创造了大家都听得懂，都爱听的优美的北京话。

    清军携带眷属入关后，满、蒙、汉八旗开进北京，顺治五年（1648年）规定，满州、蒙古、汉军八旗官兵及眷属住在九门（崇文、正阳、宣武、阜城、西直、德胜、安定、朝阳、东直）之内，俗称“内城”，这个北京内城实际上成为一座八旗军的大本营。所谓“分列八旗，拱卫皇居”便是当时的写照。为了便于统治管理和显示旗民有别，汉官、汉商、民人等迁徙城南（崇文、正阳、宣武门外）居住，俗称“外城”。后来居住在内城人讲的语言被称为“内城话”，外国来华使节把内城称为“满洲城”，北京外城则被称为“汉城”。但是，同在北京，哪怕内城外城，彼此语言无法阻隔，尤其清朝颁令满汉通婚，顺治五年（1648年）8月，大胆提出“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这对满汉民族的语言融合乃至民族和睦都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这种融合越到后来越紧密。满族统治者初期的顺治皇帝曾经下诏令，让汉军继续学习满文。到了康乾盛世,北京话已经趋于稳定,并向四方波延,清政府为使南方(尤其是广东、福建一带)的官使朝谒时消除方言障碍,还曾于雍正年间发出了正音的敕命,刊行了《官音汇解》《正音撮要》《正音咀华》等书来推广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官方标准语。而标准语真正得以推广的原因,还在于清中期稳定发展的社会经济,交通和商业的发达使得交往成为更广泛的事实。雍正皇帝后来也重申，“汉军必须用满文奏对”，但人口众多和汉文化的深厚，形成了在北京使用汉语的场合越来许多，汉人的汉语对旗人有着无法抗拒的巨大影响。“从康熙初年至雍正初年的半个多世纪中，汉语文在八旗满州人中已完全普及，仅历两代人（参见腾绍箴《明清两代满语语文使用情况考》，《民族语文》1986年2期）。清代北京话主要的特点是旗人话中满汉语言的接触以及内城汉语和南城汉语的碰撞。清夏仁虎《旧京琐记》说京师“言庞语杂，然亦各有界限。旗下话、土话、官话，久习者一闻而辨之”。北京的这三种话本有区别，内城话不同于外城话，官话不同于北京土话、旗人话，后来这土话、官话、旗人话都向官话靠拢，从而成为普通话语音的基础。

    在这种融合中，满语大量地进入北京话，比如巴不得、罗嗦、瞎掰、皇粮、邋遢、喇忽、抖露、公子哥儿、档案、猫匿、轧马路、怪不得、大大咧咧、哈尔滨，齐齐哈尔，萨其马……不胜枚举、浩如烟海，还有北京人常挂在嘴边的 “您”字，这个字并没有因为纯正的京味儿被普通话淘汰，反而成为普通话中最常见的字之一。

    溥仪从小讲的是官话，和北京外城的土话不同，而解放后推广普通话剔除了不少北京土话，那溥仪说话当然更接近后来的普通话了。

（本文摘自我出版的《当代北京语言史话》，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以前我的博客已经登载一部分，以后还要陆续登载）